清流激湍，映帶著兩岸的山嶺村舍，溪澗之上是一座座古樸的木拱橋，溝通著道路，也連結著人心。它們被譽為“橋梁建造活化石”，有如一顆顆明珠，散落在浙南閩北的山水之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私密空間府間委員會第19屆常會5日將“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項目從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轉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標志著這一技藝的系統性保護取得了顯著成效。
村民在浙江省麗水市慶元縣古廊橋雙門橋參加非遺端午走橋民俗活動（6月11日攝）。新華社發（吳春平攝）
深山國寶
橋下兩水交匯，橋上飛檐斗拱，橋體的紅漆已顯斑駁，廊頂的灰瓦久經風雨，在溫州市泰順縣，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澗橋是游客打卡的必經之地，不少游客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山水田園中的廊橋，美得像夢境一樣。”
在麗水市慶元縣，同為“國保”的如龍橋依山而建，貫通時租會議南北。工匠巧妙地依靠北側的山勢，在橋北端修起鐘樓，有如翹起的龍尾，在橋南端修筑橋亭，有如低俯的龍首，而橋中的廊屋屋頂，又有如隆起的龍身。“個人空間如龍橋”由此得名。這樣的木拱橋，在浙南閩北山區有上百座。因為橋上建有遮風避雨的廊屋，又常被稱作“木拱廊橋”。古往今來，農夫牽著耕牛在橋上走過，母親領著孩子在橋上走過，外出務工、經商、求學的游子也在橋上走過。
這樣的木拱橋，還曾經給學者以極大的驚喜。《清明上河圖》的一畫之眼就是汴京城里，橫跨汴河的虹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的建橋方式曾令茅以升、唐寰澄等老一代橋梁學家贊嘆不已。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學界都以為這種技術已經失傳了。
到了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在浙南閩北地區發現，類似的技術不但沒有失傳，還有實物存在。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木結構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劉杰教授說，閩浙木拱橋與汴梁虹橋有相似之處小班教學，但又具南方木構建筑特色，汴梁虹橋的木構件間用繩索捆扎，而木拱廊橋則采用了更為精巧的榫卯結構。
在福建省屏南縣長橋鎮，工匠在修復萬安橋時架設廊屋梁柱（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王志凌攝）
講座中國智慧
1996年，劉杰還是同濟大學的一名研究生二年級學生，跟隨導師路秉杰去泰順考察古建筑。在回溫州的山路上，他和同學坐在車里被顛得頭昏腦漲，只聽得老師一聲大吼：“停車！這里有座橋，我得下去看看。”
等他們明白過來，路秉杰已經跑到了橋的另一端。回頭看到兩個學生毫無反應，老師大為不滿。“他說我們兩個人有眼無珠，看到那么好的木橋，竟然無動于衷。”
從那時起，劉杰就開始了木拱廊橋的研究之路。他告訴記者，在學術研究中稱它們為“編木拱”結構更為準確。工匠不需要用特別長大的木料，而是用木構件編織成大跨度的橋拱，跨越浙閩山區的深溪。“木拱跨度最長能有40多米，而趙州橋也只有37米。”
蘭溪橋，全國現存單孔跨度最大的木拱橋。
20世紀80年代，為了在下游水庫擴建后保住上游的古廊橋，慶元縣博物館老館長吳其林主持了蘭溪橋的異地遷建。他曾回憶說，橋面最底下一層是箬葉，第二層是木炭，第三層又是箬葉，第四層才是沙石料，這樣的橋面防潮吸水。而為了拆除已有400多年歷史的木拱架，工人們還用上了千斤頂和起重葫蘆。
“編木拱極為精巧，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營造智慧，它的建造方式就是現在最先進的‘模塊化裝配式集成建筑’的先驅。”劉杰告訴記者，工匠要用三根木頭和五根木頭搭成名為“三節苗”和“五節苗”的兩類支架，作為橋拱的核心，再用橫向的木頭（牛頭）穿插起來，縱橫嚴密咬合，使橋身極為堅固。“‘小樹屋三節苗’還能起到梁的作用，如果更準確地說，這樣的橋還可以叫‘編木拱梁橋’。”
后繼有人
只要用15根筷子，就能搭起一座承重兩三斤的木橋，這是“90后”慶元人胡俊峰小時候常玩的游戲。教會他這種游戲的，是胡俊峰的父親、國家級非遺項目“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代表性傳承人胡淼。而這種游戲始于何時，當地老人也只知道“自己小時候就會玩”。
1983年，胡淼跟著父親胡永德走上了蘭溪橋的遷建工地。2022年，胡俊峰從上海回到家鄉慶元，跟隨父親學習造橋。在大學學習土木工程的胡俊峰一直在幫助父親整理資料，制作成CAD圖紙。“爺爺教給爸爸舞蹈教室，爸爸又教給我，木拱橋的建筑技藝一定要傳承下去。”
而泰順縣至今流傳著全民救廊橋的佳話。2016年9月15日，受臺風影響，當地三座“國保”級廊橋被暴漲的洪水沖垮，不到一周的時間，三座古橋的原木構件有90%就被沿岸百姓找回。2017年，經過上級文物主管部門批準，在當地多位非遺傳承人的主持下，三座廊橋完成了修復。
記者從浙江省文化廣電個人空間和旅游廳獲悉，2009年，浙閩兩省聯合申報“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被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泰順、慶元兩縣作為保護地，均出臺了系列扶持保護政策，并在2023年聯合制定了《廊橋保護三年行動計劃》。溫州市還為廊橋保護專項作了地方立法。目前，浙江已有非遺代表性傳承人21人，共有木拱橋傳統營建技藝實踐團隊170多人。
“我最早探訪過的一批老工匠多數現在已經過世了，當時學界就很擔心會不會后繼乏人，這也是當時這一項目列入‘急需保護名錄’的根本原因。經過15年的努力，當地通過政策激勵，已經培養出了一批木拱橋營造技藝的傳承人。”劉杰說，“他們不但在當地造橋，還去外地造橋。現在，許多地方都喜歡建造木拱廊橋，這也在一定程度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信。”
“此次‘轉名錄’，標志著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從‘急需保護’進入到‘正常保護’，實現了良性循環，代表了國際社會對項目保護傳承成效的高度認可，也體現了中國政府高質量地履行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浙江省非遺保護協會副會長、浙江師范大學二級教授陳華文說。